
在民国时期,黄埔军校走出了很多叱咤战场的军事将领,若细数籍贯便会发现,来自陕西的优秀将领占据了不小的比例实盘股票配资公司,像我们耳熟能详的杜聿明、关麟征、张灵甫,还有接下来要细说的胡琏与刘玉章,都是陕西籍将领中的代表人物。

我们如今能看到一张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珍贵老照片,镜头里并肩而坐的,正是胡琏和刘玉章这两位同乡悍将,而站在他们中间的那位将领,或许很多人会觉得陌生,他便是同样出身黄埔的石觉。
先从两人的出身根基说起,胡琏是实打实的陕西华州人,也就是如今的渭南市华州区,早年的华县,1907年他降生在这片关中土地上,刘玉章则是陕西兴平人,1903年出生,算起来刘玉章比胡琏整整年长4岁,行事风格也更显沉稳老成。

有意思的是,两位同乡虽年龄有差,却在同一时期踏入黄埔军校,同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的毕业生,这份同乡兼同窗的情谊,本应让两人关系格外亲近,可后续因为分属不同派系,人生轨迹也走出了截然不同的模样,不得不说是命运的安排。
从黄埔军校顺利毕业后,两人一同开启了军旅仕途,可晋升提拔的速度,却有着十分明显的差距,胡琏的升迁之路明显要顺畅且迅速得多。胡琏之所以能一路平步青云,核心原因便是他牢牢依托了国民党军中实力雄厚的陈诚土木系,这一派系是蒋介石麾下的嫡系主力,资源、机遇都远胜其他派系。

凭借着派系扶持加上自身过硬的军事能力,胡琏年纪轻轻便崭露头角,仅仅26岁就坐上了团长的位置,在同期毕业生中堪称佼佼者;到35岁时,他成功出任11师师长,手握土木系核心主力部队;37岁那年,更是一跃成为国民党五大王牌主力军之一的18军军长,手握重兵、身居高位,成为国民党军中炙手可热的年轻将领;到了解放战争时期,他进一步升任第十二兵团副司令,成为兵团级别的高级将领,晋升之路一路高歌猛进。
反观刘玉章,他一直隶属于关麟征派系,虽也是国民党正规派系,但无论是嫡系受宠程度,还是资源倾斜力度,都远不如土木系,晋升节奏一直平稳偏慢,完全是靠一场场实战、一步步踏实打拼往上走。

直到抗战中后期,刘玉章才凭借战功升任师长,到45岁时,才正式出任52军军长,和胡琏37岁当王牌军军长相比,晋升速度足足慢了一大截,也能看出派系不同,给将领仕途带来的巨大影响。但这并不代表刘玉章能力不足,只是他没有胡琏那般优质的派系依托,只能靠实打实的战绩说话,属于大器晚成的将领。
在关乎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,胡琏与刘玉章,都是当之无愧的抗日猛将,都在战场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赫赫战功,用鲜血和勇气守护家国领土。胡琏的抗日战绩,堪称辉煌夺目,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淞沪会战,他率领部队死守罗店阵地,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,以及步兵的轮番冲锋,他身先士卒、坚守不退,带领部队与日军展开惨烈的拉锯战,死死守住了防线,打出了中国军人的骨气。

而让他一战成名、名扬天下的,当属鄂西石牌保卫战,这场战役被誉为“中国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”,是长江防线的关键要地,一旦失守,重庆将直面日军威胁。胡琏临危受命,率11师死守石牌,战前写下遗书,抱定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,与日军展开惊天动地的白刃血战,最终实盘股票配资公司以少胜多、重创日军,牢牢守住了长江咽喉,凭此战功获颁青天白日勋章,成为家喻户晓的抗日英雄;到了抗战末期的湘西会战,他又率领18军全力出击,重创日军主力第116师团,为抗战最后胜利立下汗马功劳。
刘玉章的抗日征程,同样充满热血与悲壮,从未有过丝毫退缩。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,他便以营长身份,率部死守古北口南天门阵地,面对装备精良、攻势猛烈的日军,他带领全营官兵浴血奋战,最终全营将士伤亡殆尽,他自己也身负重伤,却依旧坚守指挥岗位,用血肉之躯阻挡日军南下。

全面抗战爆发后,他又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,在战场上结合实战经验,自创“两短集火”战术,近距离集中火力痛击日军,战斗中他两次被日军子弹击中,身负重伤,却始终不肯撤离前线,带伤指挥部队作战,连蒋介石都称赞他在台儿庄战役中战绩卓著。
随后他又率部参加武汉会战、第一次长沙会战,坚守新墙河防线,多次重创日军精锐第3师团;抗战中后期,他奉命镇守滇越边境,数年如一日严防死守,最终将日军彻底挡在国门之外,全程奋战在抗日一线,从未离开过战场,用一身伤痕诠释了爱国军人的担当。
时间来到1949年,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,而胡琏与刘玉章,却都凭借着不同的战场谋略,成功从战场上脱身,成为国民党军中极少能全身而退的高级将领。

胡琏是在淮海战役双堆集包围圈中侥幸逃脱,当时十二兵团被解放军彻底围困,全军覆没已成定局,他与兵团司令黄维分头乘坐坦克突围,逃窜途中坦克油料耗尽,只能弃车徒步逃亡,途中背部被流弹击中,身负重伤,一路辗转侥幸逃脱,他也是双堆集战役中,唯一成功突围的兵团级将领,其运气与求生能力,在国民党将领中都堪称一绝。
而刘玉章的脱身,并非靠侥幸,而是凭借沉稳老道的战场判断,两次实现成建制全身而退。辽沈战役末期,东北国民党军全线溃败,廖耀湘兵团被全歼,刘玉章却拒绝盲目驰援,果断抢占营口出海口,牢牢把控海上退路,最终率领52军主力部队,整建制从海上撤离东北,成为东北战场上,唯一完整保留主力的国民党主力军。
之后胡琏与刘玉章,都凭借过往的资历与战功,继续在军中身居要职,深受重用。步入晚年后,两位戎马一生的陕西籍将领,都褪去了军中的锋芒,过上了低调安稳的生活。

胡琏远离军中核心事务后,不再过问纷争,转而潜心研究宋史,甚至专门到大学历史所旁听学习,一心钻研历史典籍,原本计划撰写《宋太祖的雄略》一书,只可惜未能完成;身处台北的他,始终思念着陕西故乡,常常独自绘制故乡的地图,反复叮嘱后人,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大陆,思乡之情溢于言表。
刘玉章晚年则专心整理自己一生的军旅经历,耗时良久撰写了回忆录《戎马五十年》,细细回望自己一生的征战岁月,总结军旅得失,平日里深居简出、寡言少语,心中也始终牵挂着大陆的亲人,隔着海峡遥遥相望,满是乡愁。
最终,两位黄埔同窗、陕西同乡,先后在台北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胡琏于1977年,因心肌梗塞在台北病逝,终年70岁,结束了他传奇且充满争议的一生;刘玉章则在1981年,于台北安然离世,终年78岁,戎马五十年的人生,就此落下帷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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